在美国工作的特点
    
    问：在您的个人经历中，做过部队工作，做过政府工作，又做过外交工作，在这些身份中，您认为哪个身份最能代表您?
    
    柴：我这个人，有这么个特点。干一行，就热爱一行。本来不了解这行工作，我一去之后，对这行工作就热爱了，就全心全意投入了，很愿意继续做下去。都是党的工作么，分配我做什么，我都会钻进去。别人对我有这么一句评价：“自小卖蒸馍，啥事都经过。”我看很贴合我的。我干什么一干就有感情，要我离开，我都舍不得离开。就像在几内亚的时候，尽管工作艰苦，要我离开，我也舍不得。
    
    问：作为首任驻美大使，您是怎样开展工作的?
    
    柴：我做过五国大使，总的感觉是一个国家一个样。开始总是会遇到新问题，通过解决问题，慢慢建立互信。关系搞得最好、最热火的还是泰国。不过，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。我在美国主要做了几件事情。一是做记者工作。过去，当大使的不太爱见记者，怕记者乱写，也害怕自己说话“走火”，被人抓住把柄。
    
    但是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说什么，美国人不一定相信我的话，但是记者们写的，美国人相信。因此，我重点抓记者工作。每到一个城市，当地有名的报社，我都会去拜会。他们也专门给我举行记者招待会，召集记者们来，实际上都是来给我提问题的。我一一给他们解答。美国著名的几大报纸，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，还有几大新闻社，美联社、合众社等，他们每年召开年会的时候，也邀请我去。反正只要邀请我，我都接受。我去交朋友，通过他们，让美国多了解中国，为我们宣传。我们经常要做好准备，即使讲错—些话也不怕。
    
    后来，我们到各处他们都主动为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。我一下飞机，他们就在机场等着我，一看到我，就马上派人去会场做准备工作。我一到，招待会就开场，记者们马上就提问题了。因此，各地总有我们的报道。
    
    第二，就是举行报告会。过去我们一般都不敢举行报告会，主要害怕提问题。而美国人，报告会中总会有提问题这一项内容。名义上是一个小时的报告会，一般你只讲半小时，剩下半小时就是提问和回答问题。对报告会，我还是这个原则：只要他请，我就去。我不回避，不管你是官方的，还是民间的，甚至是反对我们的人。吵起来的事情也是有的，有些人很顽固，我也不客气。
    
    我们在外面作报告虽然只有一个小时，但剩下的时间，我们都在做工作。先是座谈会、报告会，然后吃饭，吃完饭后，首先接待华人华侨，然后接待留学生，第三呢，快到晚上12点了，就接待台湾同胞。
    
    这就涉及到我的第三项工作——对台工作了。台湾工作是我在美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重点。为什么这么晚才接待台湾同胞呢?因为台湾同胞怕台湾当局知道，知道了会列入黑名单，就不让回台湾了。我们接触只能等到半夜。
    
    对台工作中，我们一方面请台湾籍的知名人士和政党人士回祖国探访，一方面关心台胞在美国的生活。台胞在美遇到一些困难，譬如被警察抓起来了，台湾代表处不敢去交涉，我们就敢出头为他们解决问题，他们很感激，愿意和我们谈统一问题，当然不一定都能谈得拢，吵起来的事也有。
    
    第四呢，就是做好华人华侨的工作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总要访问当地的华人聚居区，和他们交流，了解他们的需求。我们尊重和重视华人，特别是学者，因为我们的尊重，加上提高了办事效率，将办签证的时间由一月改为一周，产生了连锁反应。一大批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归国探亲讲学，吴京生、牛满江、杨振宁、李政道、任之恭等都在这些时候纷纷回国讲学和交流。
    
    有一家华人报纸开始的时候老攻击中国、庇护台湾，发行量还比较大，在华人华侨中影响很不好。我就让领事司的同志做报社老板的工作。老板挑战性地说：我请你们大使来我家吃饭，怎么样?我马上就答应了。他没想到我真的去他家，我们谈了谈，他的立场开始转变。后来他向我提出有关中美以及台湾的16个问题，我书面回答了他，他就全文刊载在他的报纸上，香港《晚报》后来也全文转载。
    
促成陈香梅回国探访
    
    问：在您的外交生涯中，有什么事情印象比较深刻?
    
    柴：在和这么多华人交往期间，我还做了一件比较满意的事情。就是促成陈香梅回祖国探访。
    
    问：陈香梅可是影响很大的女性。
    
    柴：她和蒋介石关系很好，和蒋经国关系也很好。她是蒋氏国民党有力的支持者，到美国做院外活动，给台湾当说客。严格地说，她应该是我们的对手。我们要开展院外活动，想让人在国会里面替我们说话，就必须请律师，请律师那可贵得很，一小时要几百美金，结果是贵得很，效果还不好，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事情。
    
    陈香梅上世纪60年代加入美国共和党，后被选为党中央党部委员、主席。尼克松上任后，她曾任交通部长特别顾问、亚洲事务顾问等职。里根上任后，她任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及亚裔委员会主席等职。她曾为华人争取在美国的平等待遇做了很多工作。
    
    我想，应该做陈香梅的工作。当然很有可能碰钉子。不过我想，不管她愿不愿意，我都要去做这个工作。有人说我，怎么可能做她的工作?她是我们的对手，不可能拉过来的。我说：我也没想着拉她过来，哪怕她站在中间，了解问题的真相就行了。
    
    1978年、1979年，在中美建交完成后，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，并着手了。我先是找到波士顿的李耀辞教授，李教授对陈香梅传话说：大使想见见你。陈香梅答应见面。可是在什么地方见面?她说，到她家去。我没答应，我还不了解她，如果去她家了，出不来了，怎么办?我说，到使馆来吧。她说她不来。
    
    问：大家都有顾虑？
    
    柴：有顾虑。这样就拖了几个月。1980年5月，我们的国防部长耿飚来访美了。原国民党军委会作战部部长蔡文治将军来到大使馆找我，对我说：“我想请耿飚到我家吃饭，你看可不可以?”我说：“你怎么认识耿飚?”蔡文治说：“在军调部时代，我和耿飚在一起工作过，当时我是军调部代参谋长，耿飚是副参谋长。我们是老朋友了，我要设宴请他，请你作陪。”我说：“好呀。”接着，我又问他：“你认识陈香梅吧。”蔡文治说：“太熟了。我从内地出来，先到香港，就在她家里住。”我就接着问：“我想见见陈香梅，在你家见见面可以吧?”蔡文治高兴地答应了。蔡文治马上打电话给陈香梅，陈香梅也痛快地答应了。
    
    我们在蔡文治家见面了。首先是聊家常，然后谈到了两岸关系。我对陈香梅说：“现在台湾和祖国分离已经30多年了，你能不能做做台湾的工作?希望台湾能及早地回归祖国。”
    
    陈香梅说：“是呀，这个工作我们大家应该来做。中国这一百多年来老受帝国主义的欺负，我们祖国统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不过，这个事情，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做，不应该由外国人来做，更不能由美国人来做。”
    
    我感到很吃惊。我说：“好呀!你有这个认识，很好!统一这个事情，确实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。”我又接着说：“你跟蒋经国熟，你下次见到他，帮我捎个口信，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早日回到祖国，这样祖国早日统一，就会使他千古留名。如果他做不到，让别人做了，就会遗臭万年。”
    
    陈香梅说：“好!我一定转告他。”
    
    我说：“你离开祖国已有多年了，什么时候可以回去看看?现在情况跟过去大不一样了。”
    
    陈香梅说：“我要回去。但是我现在还不回去。”
    
    我问：“为什么?”
    
    陈香梅说：“我是要回去的，但要等里根总统竞选、就职之后再回去。”
    
    问：后来呢?
    
    柴：里根当选总统了。1980年底，陈香梅对我说：“大使，我要到中国去了。”我说：“好呀!”她说：“不止我—个人去，参议院多数党的副领袖也跟我一路去中国。请您帮我办一下手续。”我说：“好!”手续迅速办完之后，我请她来使馆，请她吃饭，为她送行。这个时候，她也来使馆了。这期间，我也去过水门大厦顶楼陈香梅的家拜访她。12月30日，陈香梅和美国参议员史蒂芬到达北京。
    
    陈香梅来北京后，邓小平、廖承志都和她见了面。1981年元旦，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接见了陈香梅一行。陈香梅将里根总统的一封亲笔信当面交给邓小平，两人进行了坦诚而亲切的交谈。在欢迎宴会排座次时，邓小平让陈香梅坐在第一贵宾的位置。他说：“陈香梅坐第一，参议员史蒂芬先生坐第二。因为参议员嘛，美国有100来个；而陈香梅嘛，不要说美国，就是全世界也只有一个。”第二天，海内外各大报均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陈香梅与邓小平握手的相片，并配发了新闻报道。
    
    从此后，陈香梅频频来往于海峡两岸，起了不可替代的特殊桥梁作用。她在大陆还见了很多她过去的老朋友，也看到了中国的现实情况，对我们的认识和思想有不小改变。后来，她回台湾，就跟蒋经国汇报。蒋经国最后到他去世之前，立场有一些改变，对两岸统一的问题，思想上也动摇了。
    
    陈香梅后来几乎每年都来北京，甚至一年之内来两三趟。1989年冬，陈香梅亲任团长，率领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办的、由众多台湾经贸界人士参加的工商经贸考察团访问中国，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热烈欢迎。1990年5月，陈香梅趁热打铁，又一次组织台湾工商考察团到大陆访问。陈香梅多次来中国，我们还经常会面，聊一聊。陈香梅曾写下这样一首诗：“四十年来家国，万千里路山河。惆怅两岸书剑，何日期许共和!”